申领驾照就得捐器官？对驾驶人不公平！

    申领驾照就得捐器官？对驾驶人不公平！

　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建议，实行申领驾照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。他说，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因交通事故遇难，而遇难者中很大一部分是驾驶员，若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关联，会减少大量器官资源的浪费。

　　器官捐献被认为可以延续人的生命价值，因此被称作“生命的礼物”。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，而每年能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却仅有1万例，开拓器官捐献空间给生命赋予更多的生存下来的可能已势在必然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将每年约有数万驾驶人遇难后的“器官”，“填加”到器官捐献“源”中似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　　但是，有媒体就“你是否赞成申领驾照中引入登记器官捐献意愿？”进行问卷调查，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近1700名网友投票，78.2%的参与者选择“不赞成”。而且，仅将这一“责任”更多的“落”到驾驶员头上，是无法给人以公平和合理之感的。

　　我国器官捐献数量整体不足，责任并不在驾驶人“不想捐献器官”。器官捐献的相对稀缺，是社会的整体问题，是我国社会中的公民个体整体上“捐献器官”意愿和自觉性不足造成的。那么，这一责任和义务“落实”或“半强制性”加到驾驶身上合理吗？一桩车祸现场，无论是谁的责任，肇事者和受害者在器官捐献上责任和义务应是平等的，并不是说驾车者更有“责任”、而“不驾车者”相对无责任，器官捐献的责任主体应该及于全体公民，至少在驾驶人和其他公民身上是基本一致的。年年约10万人死亡于交通事故，驾驶员获得驾驶证是“须登记捐献意愿”，其他不是驾驶人的“死亡人”为何不能提前签订相对的捐献意愿？驾驶员有何高于其他人的捐献责任？或者说，有哪一部法律和社会公德“规定”驾驶员必须提前承诺捐献器官？$$

　　就驾驶员捐献器官而言，和驾驶人职业、驾驶员职业责任没有半分关系。主动准备捐献器官的驾驶人，不会因其“主动”而让驾驶技术更好、更不容易出车祸，而“拒绝”签订捐献意愿的驾驶人同样可以做到谨慎驾驶、安全行车。这个道理不难理解。即既驾驶安全与否和“捐献器官”与否，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，一些人大代表又凭哪门子道理想当然地认为驾驶员必须和“捐献器官”相挂钩。

　　驾驶员是一种特殊群体没有错，但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交通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上，与“救死扶伤”、与公民责任并不具有更多的特殊性。换言之，从“救助他人”的责任上，医生从业人员反而比驾驶员更适格。如果说，真正与“捐献器官”的责任更贴近、更合拍的，也更能激发公众捐献器官意识的群体，不外乎医生、教师，尤其是数百万公务人员群体。

　　这些“吃公家饭的”、拿着公共纳税人供给的，有着更多的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，有着更多的奉献社会的义务，他们显然比驾驶员群体在捐献器官上更应该“先行”、“多行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国每年自愿捐献出来的近万个人体器官构成中，据称超过90%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（两年前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，有超过65%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）以及真正将“人体”奉献给社会的“志愿者”，而不是更应该捐献器官的公务人员、公职人群。

　　所以说，无论从解决公众捐献器官意愿不足上，还是从“表率”作用上，以及弥补当下国内器官捐献数量的严重不足上，都不应该率先或重点向驾驶员群体“开刀”。这样的提议更多的给人以理由牵强和“师出无名”之感。这也是为什么竟然有78.2%的参与者选择“不赞成”的原因，也是这一提议给人以更多的“师同无名”之感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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